房縣是早期人類活動的地域，先后發現猿人遺址和新舊石器時代遺址。相傳四千多年前堯的兒子丹朱被封為房邑侯來到這里，丹朱為兒子取名房陵，舜就封這里為房子國。春秋時期這里是秦、巴、楚三個大國和庸、麇、鄧等好幾個小國的周邊地帶，這些大小國家的文化在這里融合，增加了本土文化構成的變異性和獨特性。 

湖北省民間文藝家協會主席傅廣典說，這里的先民由土著居民和外來移民組成。自西周至春秋戰國時期，這一帶國家分布密集，東是立國于荊山的楚國和襄樊鄧城鎮一帶的鄧國，西是立國于雍（今陜西鳳翔）的秦國，南是周武王所封的子國（也稱巴子國、巴國）和位于今竹山縣的上庸國，北是位于今鄖縣的麇國。歷史上房陵國屬復雜而多變，一直是多國邊緣文化的融匯地域，這里的文化是多樣的、多變的、漂移的。

房縣是我國年代最早、規模最大、歷史最長久的流放地。歷史上把房陵作為流放地的朝代最多，被流放到這里的人數最多，而且品級最高，僅史書上記載的流放到這里的帝王就有１４位。在中國的歷史上，河北的滄州、黑龍江的漠河、四川的巴州和黔州、以及新疆和海南等地，都是較為集中的流放地。但是，沒有哪一處能夠在上述幾個方面與房陵相比。自秦以來，房陵有數次大規模的流放活動，第一次是秦始皇親政的時候，長信侯（女子旁加寥、不要穴頭）（音ai)趁秦始皇剛剛親政起兵叛亂被處死，其眷屬和黨羽及門下食客、家僮等４０００多戶上萬人口被流放到房陵。接著是呂不韋被免職在蜀郡憂懼自殺后，其眷屬和黨羽及門下食客、家僮等一萬多戶數萬人被流放到房陵。第二次是西漢時期，劉邦的女婿張敖、濟川王劉明與濟東王劉彭離兩兄弟、清河王劉年和河間王劉元等被流放到房陵。第三次是唐朝，有梁王李忠、廣武王李承宏，還有廣為人知的廬陵王李顯等被貶謫房陵．第四次是五代兩宋時期，后梁刺史惠王朱友能、南宋周恭帝等帝王被貶謫房陵。

    傅廣典認為，如此之多的帝王，如此之多的人口被流放到房陵，這對房縣的文化產生重要影響。流放文化對于本土文化來說是異質文化，它所帶來的宮廷文化必然與本土文化發生融匯和整合，這種融匯和整合形成了新的獨特的文化，這種文化堪稱房陵文化的精華。還有一個最容易被史學家忽略的問題，這就是被流放的帝王將相并非都是王朝欲將其置于死地而后快的人，有些皇親國戚或親信黨羽犯了游戲規則，放在宮廷里礙眼，或者不貶不謫不足以維護王朝律令的尊嚴，宮廷就將他們流放到離國都并不很遠既荒僻又富庶的地方去。對于建都長安的王朝而言，房陵就是最理想的流放地，盆地地形，山高水險而土地卻很肥沃，被流放的人到了這里既跑不了也餓不死，適中的距離也便于朝廷監視督察。這使殘酷的流放帶上了溫情色彩。唐朝廬陵王李顯可算作一例。他被貶諭在房陵長達１４年之久，他在這里臥薪嘗膽，筑城建宮，以圖東山再起．歷史上被貶謫在這里的帝王將相修宮建殿依然稱王者，遠不止廬陵王一人，于是就宮廷文化而言，房陵就成了不是陪都的陪都。這種“陪都文化”是房陵文化中最具獨特價值的成分。     

縱觀歷史，被宮廷流放到房陵的帝王，被流放帝王帶到房陵的宮廷文化，改變了房陵的社會形態和文化形態，提升了房陵在鄂西北地域中的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在房陵這個獨特的地域里，王與民的親和、宮廷文化與民間文化的融合、流放文化與本土文化的整合，決定了房陵的文化中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