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陽是漢水流域的一座歷史文化古城。

　　自打十幾年前，我定居于這座城市以來，一種凝重的漢水文化底蘊就無孔不入地浸透到了我的骨子里，于是，我產生了要給我所在的這座古城寫點東西的愿望。

細思之，《陰陽碑》作為自己對漢水文化認識的突破口，最初的寫作動因大概有這么三點：

動因之一：一位前西德的流域經濟專家，在全面考察了漢水流域之后，禁不住地感嘆道：漢江是中國的萊茵河。這位大胡子歐洲人發現，漢水不僅擁有農業文明的輝煌，它也同萊茵河一樣，孕育過人類的工業文明，盡管它是雛形。這就是漢水特有的撀臚肺幕瘮及其它。

動因之二：襄陽城邊的漢水上有座古渡口，江面上的大橋通車后，古渡口便老了。古人過渡為祈求平安，過渡時要向江水里拋擲錢幣。隨著挖石船的轟鳴，大量沉睡于江底千百年的各朝古幣得以重見天日。當然，也就一同出水了許許多多的故事。

動因之三：漢水源頭的陜西著名作家路遙在世時，曾對其好友賈平凹的名字進行過一番很有趣味的批點。說平字形如陽具，凹字形如陰器，是陰陽交合體�？梢�，平凹先生體內有陰陽相濟，此乃大福也。其實陰陽相濟為人類之共性，不僅平凹先生如此，乃社會的人都應如此。只是，具體到每一個，陰陽吐納強弱有異罷了。

二

漢水作為長江的最大支流，其漢水文化應不應該是長江文化簡單的物理分支？長期以來，我們一直認為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黃河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搖籃。

事實上，根據已有的考古發現，長江流域中的巫山人至今二百余萬年，明顯地早于北方的山頂洞人幾十萬年；長江流域的湖南彭頭山遺址中發現的稻殼距今已有八千多年，是整個亞洲大陸發現的最早稻作遺存，比黃河地區要早兩千多年。中國真正有史可考最早進行水利建設的是長江邊楚國的孫叔敖，在約公元前六百多年前完成，比北方已載入史冊的西門豹修的漳河渠要早三百多年，比秦國建的鄭國渠要早三百六十多年。更有意義的是，作為史學界公認的文明出現的三大標志之一的城堡，漢水流域的湖北京山屈家嶺文化時期的城址，則是我國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古城。愈來愈多的考古發現，雄辯地證明了，漢水不僅是楚文化的搖籃，而且在整個漢文化中，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但是，由于人類認識水平的時代局限和漢江自身地貌及季節規律地制約，注定了漢水流域的人們必然要為漢水文化及漢水文化發展起來的文明成就，付出相當沉重的代價。

《陰陽碑》正是要表現這種交融與匯合，以求尋覓漢水文化獨特的文化內涵與文化神力。

一個民族就像一條河流。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大規模的流浪和遷移可能意味著開拓與裂變，而閑適安逸則可能意味著保守和自滿。漢水歷來水害無窮，全國解放后，人民政府為了根治水患，決定在漢江上修筑大水庫。沒想到，動員庫區移民搬遷，成了一個特大的難題。一位庫區老人得知后，連夜將棺材放在了家門口，自己爬進棺材中。他發誓，除非我死了，別想動我的房屋，別想讓我離去。漢水在舒展其博大胸懷的同時，也暴露了其滿足于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心理，這正是漢水流域另一種文化心態的悲哀。

三

　　大自然固有的陰陽之氣與歷史進程中孕育出的漢水文化，是否有著天然的邏輯聯系，不可貿然論之，我試圖將兩者有意識地放在一塊探討，便不由自主地有了一種叫著神話般的東西。

　　《陰陽碑》不是神話。盡管我不可能經歷小說中所處的那個年代，也不可能親身體驗那個年代所擁有的人文的、歷史的東西，但我長年喝著漢江水以及我生活的這座歷史古城的人文環境，使我強烈地感受到了它的存在。小說的高尚之處在于，它不是現實生活的摹寫，也不是歷史事實的傳聲筒，它是作者個人心靈世界對現實生活的再創造，而且是一種高質量的再創造。這種再創造是容易產生神話的。我感覺到了一種美妙無比的心靈世界。我的一位朋友看完這部小說的手稿后，很驚訝地說，小說的氛圍太神話了。我明白，朋友所講的氛圍，是指小說的文化性和歷史性。

俄國流亡作家納波科夫曾給小說下過一個定義：事實上好小說都是好神話。這個定義具備兩個方面的含義，其一，什么是小說的形態？其二，神話的意義是什么？著名作家王安憶認為，小說的形態，首先它是以講故事為形式，它不是詩，它也不是散文。然后它是以語言作材料，它不是圖畫那樣以色彩線條作材料，也不像音樂那樣以節拍音符作材料。而神話的意義在于，我們可以依照小說自己的邏輯，完成自己的感受和體驗。因為，這個世界你不可能都經歷，但是你卻能感受它、體驗它。你感受的真實性，告訴這個世界的存在不容否認。

誠然，納波科夫這里所說的神話，只是一種描繪性的形象說法，但實際上小說不是神話。

我以為，小說文化與神話的關系，如同數學上極限概念所表述的一種數理邏輯關系，你只能無限地趨近于某一個數，但永遠達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