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是史家，這誰都曉得。他也是哲學家？讀陳桐生著《史記與詩經》，不由得不想這個問題。 
　　初看書名，還以為陳著要講司馬遷如何從《詩經》中“實錄”史料。如今的古典學研究，大多不過像錢穆史學“實錄”、爬梳史料，陳著雖有“實錄”，卻重在辯析司馬遷如何賡續孔子存“王道哲學”的命脈。 
　　 從史學史角度看，司馬遷與孔子的關系是明擺著的：孔子作《春秋》乃賡續《詩》、《書》，無論“《詩》亡然后《春秋》作”（《孟子．離婁．下》），還是“《書》亡而入于《春秋》，皆天時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司馬遷紹法《春秋》，而刪潤典謨，以入紀傳”（章學誠：《文史通義·書教·上》）。問題是，如果孔子“作”《春秋》是哲人的“作”法，司馬遷“紹法”孔子不也成了哲人？ 
　　治中國哲學的少有不引征司馬遷，但很少有人專講甚么“司馬遷哲學”。這種提法聽起來就別扭。不過，翻開如今的中國哲學史、思想史各種標準或準教科書，又無不見到說司馬遷的思想或哲學。怎樣一個思想或哲學法？ 
　　據說司馬遷雖師從董仲舒公羊學，“卻能保持清醒頭腦，不受偏見左右，而是從史實出發，實事求是”（張豈之主編：《中國思想史》〔國家教委審定教材〕，頁128）。于是，司馬遷的偉大思想就是“實錄”精神。但孟子明明說孔子“作”《春秋》只是表面上（“事”、“文”）與“晉之《乘》，楚之《梼杌》”一樣，“義則丘竊取之”。如果不從史“竊取”“義”，司馬遷何以堪稱“紹法”孔子？ 
　　權威的《中國思想通史》說司馬遷“實錄”精神要精致得多，給他安排了這樣一個了不起的思想史位置：司馬遷正值“中國封建制社會法典化的劃期時代”，那個時候，"中國的奧古斯丁“董仲舒綜合”庸俗哲學（按指公羊學）和宗教（按指五行災異說）建立了“合法思想”，中國思想史從此進入了中世紀，司馬遷卻能樸素“唯物主義”地站在中世紀之外，“據理恃智”，堅持“百家的異論殊方的傳統”（侯外廬等著：《中國思想史》，卷二，頁132-33）。但司馬遷自己不是說“理不可據，智不可恃。無造福先，無觸禍始。委之自然，終歸一矣”？據說，這話是在"積威約之勢下不得不說的隱約之言，實際上司馬遷“激于義理”敢反“合法思想”。甚么樣的“義理”？據說，司馬遷信人不信天，“從人類經濟生活方面尋求”社會歷史發展的原因（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秦漢卷》，頁311）；甚至肯定“利欲”、批判“仁義”（祝瑞開：《兩漢思想史》，頁142以下）。于是，司馬遷成了“進步”思想家。 
　　這類“主流”中國思想史家對司馬遷哲學的禮贊如今可能已經讓人感到好笑，然而，中學研究盡管不再時興“唯物主義”、“思想進步”之類的說辭，“五四新文化”色彩的教條并沒有絕跡，“唯物主義”不過變成了“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唯物史觀”不過被文化人類學、歷史社會學代替了。人們熱衷追究中國古典思想中種種現代“主義”的蛛絲馬跡，再不然就把思想史還原為社會史，尋找某種思想在歷史社會中的所謂具體“位置”。  
　  《史記與詩經》說司馬遷思想，筆法不同。全書共260頁，凡九章。第一章辯司馬遷習哪一家《詩》說的舊案，三至七章辯具體的《詩》說（“四始”說、“風雅正變”說、“《商頌》為宋詩”說、“圣人無父感天而生”說）與《史記》的關系，末兩章分別討論《詩經》與司馬遷"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原則的關系和司馬遷本人對《詩經》的論說。第二章講司馬遷與孔子的關系，篇幅最長（六十余頁），乃全書重點。為甚么？ 
　　第二章首先花了大量篇幅討論：有沒有孔子"刪《詩》"這回事？如果有，如何"刪"法？ 
　　孔子是否"刪《詩》"乃經學史上一案。皮錫瑞《經學通論》說《詩經》，最后一條即辯論《史記．孔子世家》的孔子"刪《詩》"說�！妒酚浥c詩經》的問題可以說是從皮錫瑞對這一經學問題的總結而來。這就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中學研究的問題意識究竟來自現代的種種"主義"或時髦的人文-社會科學，還是傳統的思想本身。 
　　孔子是否"刪《詩》"與孔子是否作《十翼》、《春秋》、《書序》的問題連在一起，涉及對孔子的歷史形象的認證：孔子究竟是哲人，還是整理舊故的學究老儒。今人（如錢穆、馮友蘭）和古人（如朱熹、劉克莊）都否認孔子"刪《詩》"、作《十翼》、《春秋》、《書序》�？鬃�"刪"、"作"是司馬遷第一個加以總結的，"難道司馬遷要與后代的學人開玩笑"（頁47）？ 
　　這問題提得好。在思想史上，司馬遷第一個給孔子"作"傳。記載孔子言行的其實很多，比起不著文字的蘇格拉底，有案可查多了（記載孔子言論的，實在太多而且龐雜。參孫星衍等輯、郭沂校補：《孔子集語校補》〔齊魯書社，1998〕）。然而，還原"歷史的孔子"真的那么有指望？
　　即便還原出歷史地真實的孔子，仍然與司馬遷記敘的孔子不相干�！妒酚浥c詩經》承認，將《論語》中的孔子面目與司馬遷的孔子傳比較，司馬遷將孔子"述而不作"改為"刪"述，孔子不再像個失意知識分子，而是"制一王之法以俟后圣"的立法者，以致被尊為"素王"（頁60）。但《論語》中的孔子就真的"歷史地"真實？不錯，司馬遷將孔子描繪成素王是當時一派儒家（公羊學派）之言，但當時記敘孔子的，哪一個不屬于某一家？初代儒家已經"儒分為八"或別為"孔門四科"，哪一派的記敘是"真的孔子"？ 
　　重要的是理解某一派如何理解孔子以及為甚么如此理解�！妒酚浥c詩經》花了相當篇幅講公羊派如何對孔子的理解，以便理解司馬遷為甚么要如此為孔子立傳�？鬃硬⒎侵T侯王，司馬遷列孔子入只有諸侯王才佩享用的"世家"，并在十二諸侯世家中插入"孔子生"條，司馬遷筆法的寓意很清楚：孔子為"素王"（頁82）。 
　　如何成為素王？不過用一枝禿筆刪述六經�！短�史公自序》將《史記》的學術目的概括為"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乃是繼承孔子刪述六經的事業，"將經學和諸子之學整合為一個體系，作為現實政治的指導"（頁87）。論者雖然沒有直說，結論必然是：《史記》是繼孔子之后的又一次"刪述"，司馬遷"作"《史記》也是要當"素王"。 
　  《史記與詩經》將看《史記》的眼光帶回到今文經學。讀畢此書，我才知道，這是作者第三部研究《史記》的專著（前兩部為《中國史官文化與〈史記〉》〔汕頭大學，1993〕和《史記與今古文經學》〔陜西師范大學，1995〕），三書的主題都是《史記》與經學。 
　　《史記》與經學不是新題目，但過去《史記》主要被用作今古文雙方攻訐對方的材料（《史記與今古文經學》，頁253-70）。作者則要"從經學角度揭示《史記》的文化學術淵源"，把《史記》變成經學研究中的一題，不僅要突破經學派別論爭的窠臼，還要"深切理解司馬遷以文化道統為己任的偉大心靈"（《史記與今古文經學》，頁31-32）。 
　　司馬遷出于、卻不囿于公羊家，何況他的思想并不亦步亦趨其先師董子。但這不等于說，司馬遷不再是公羊派中人。毋寧說，司馬遷是公羊派中最有心按"口傳"繼承孔子的人。如果孔子生在司馬遷時代，面對那么多"百家雜語"，他大概也會"厥協"異傳、"整齊"雜語。公羊學在司馬遷那里，不是守一經之學（董仲舒、何休），而是據公羊"口傳"的孔子筆法刪述史籍�！妒酚洝放c《詩經》關系問題的要害正在于此。司馬遷的〈孔子世家〉分明是他悉心體會孔子使命的表達，有如柏拉圖記敘蘇格拉底的對話�！妒酚洝方^非一般所謂史書，而是哲人書。 
　　甚么樣的哲人？"《春秋》未作以前之詩，皆國史也；人知夫子之刪《詩》，不知其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為續詩"（錢謙益：《有學集》卷十八，〈胡致果詩序〉）�！妒酚洝�"紹法"《春秋》不過就是續《詩》定國史�；蛘邔⒄聦W誠的《尚書》、《春秋》、《史記》的三段論式史學轉換成這樣的歷史理論：《尚書》的"以史為鑒"經孔子的"以史為法"到司馬遷成了"以史立言"。無論那種說法，司馬遷都放棄了"以史立法"的孔子精神，成了歷史理論家。真的是這樣？ 
　　關于《史記》的八書，向來訟說紛紜，作者不否認《尚書．堯典》提供了《史記》"八書"原型，但"八書"實為《尚書．堯典》與公羊家哲學結合的產物，"關鍵在于漢家改制"。這說明司馬遷仍然賡續孔子"以史立法"的精神。孟子說孔子"作"《春秋》以后，出現了一系列《春秋》。"春秋"不再僅指史書，"含義已經由史書而過渡到指代那些專講治國大道的政論著作"（頁59）。"如果說孔子著《春秋》重在創新，刪《詩》就是述舊，創新和述舊形式不同，在繼承王道文化傳統這個大方向上則殊途同歸�！洞呵铩肥侵贫ㄒ煌踔�法，刪《詩》則是為一王之法中的制禮作樂樹立了典范"（頁90）�？鬃觿h述六藝、把習傳的史書變成具有政治統治法權的經。將經學還原為史學，"經"要么成了上古史料、要么真的成了"斷爛朝報"，刪述六藝"當一王之法"的精神就丟失了。 
　　司馬遷的孔子傳說明了他承孔子繼"先哲王"的素王精神，《史記》筆法只能從孔子"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來理解。這種行為是政治的，是繼孔子立法后的又一次立法行為。用今天的話說，孔子是政治哲學家，同樣，《史記》首先是政治哲學，"以三統論和五德說的模式論載歷史"（頁85）�！妒酚洝凡荒軆H僅作為史書來讀，正如不能如此解讀《春秋》。 
　　司馬遷是孔子式的王道哲人，堪稱中國政治哲學史上的大家。蕭公權的《中國政治思想史》怎么沒有提到司馬遷？一定是某種"主義"的史學立場蒙住了他的眼睛，就像其師薩拜因的眼睛看不見修習底德是政治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