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研究歷史悠久，自漢代開始就一直為學者重視，從文本解讀到詩歌的作年，從詩歌本事到所涉及的事件背景，各類成果豐碩可觀，要想有所突破是相當難的。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學術，《詩經》研究也是隨著時代的前進步伐，帶來許多新的話題，對古老《詩經》的研究也開始從新視角、新史料的角度加以解析，展開研究并有所收獲。劉冬穎所著《〈詩經〉“變風變雅”考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就是這樣一部從新視野、新史料的角度展開《詩經》研究的著作。

　　“以詩說史”之法，古已有之，從司馬遷到郭沫若等人，都曾運用《詩經》的資料論述西周、春秋的歷史。劉冬穎正是在吸納和借鑒前人“以詩說史”之法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將《詩經》中的“變風變雅”現象與西周末年及春秋時代社會的變革聯系在一起。對地下新出土簡帛文獻的運用，是本書的一個亮點。作者參照傳世歷史文獻和相關出土資料，考實了風雅“正變”產生的歷史背景及其反映出來的時代特征和社會風貌。

　　本書首先系統地分析了“正變”說的提出，這就必然涉及到《詩經》詩篇斷代的問題。由于文獻闕佚，如果沒有對相關文獻材料的充分把握及分析材料的精準眼光，是難以解決“變風變雅”的創作年代問題的，而這也正是確定“變風變雅”與西周后期至春秋變革時代關系的基礎。西周末到春秋社會是一個迅速變革的時代，城市的興起迎來了城邑文明的發展，各地區發展水平的差異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景觀，這些變革趨勢都體現在《詩經》中。此書的第三、四、五章，分別從“‘風雅正變’與禮樂文明”、“《風》詩‘正變’的地域特征”、“‘變風變雅’與春秋時代的城邑文明”三個專題展開討論。作者整體把握了“風雅正變”的精神實質，認為“正風正雅”傳達了“安以樂”的精神實質，而“變風變雅”則體現了“怨以怒”的風貌。透過對這些“變風變雅”篇章的探究，將《詩經》與西周末期至春秋時期中禮崩樂壞以及宗親觀念、天命觀的變化，周秦、三晉、齊魯、吳越等地域文化特征的出現，春秋時代城市的繁榮發展和城市生活諸方面聯系起來考察，揭示西周到春秋時期社會變革中的鮮明主題：禮崩樂壞、地域文化、城邑文明。

　　詩歌，反映了社會生活的喜怒哀怨、理想與追求。此書從史學角度拓展《詩經》研究的視野，力求深入、細致地挖掘《詩經》的史學價值，綜合運用傳世文獻、出土文獻和考古學研究成果來考察“變風變雅”現象，闡釋《詩經》的史料價值，為我們展示了一個變革的時空世界。歷史文化視野中的《詩經》研究，是“以詩說史”，更是“以史說詩”。此書所進行的詩史互證研究，對于此后的詩文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