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沛霖
戰爭詩是世界各國文學史上的共同現象，很多古老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戰爭詩。由于故爭的勝負直接影響甚至決定著民族的和階級的歷史命運，由于在戰爭中產生的愛國主義思想和民族傳統幾乎毫無例外地成為一個民族的巨大的精神財富，此外，還由于戰爭詩反映的對象——戰爭——總是在一定的政治思想和軍事思想的指導下進行，戰爭詩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它們的深刻影響；因此，不但決定了不同民族的戰爭詩具有不同的特點，而且決定了戰爭詩往往具有豐富的社會歷史內容，同時與時代思想和民族精神有著密切的聯系�！对娊洝窇馉幵娨彩侨绱�，自古以來它就受到學者們的格外重視和注意是很好理解的。
根據傳統說法和現代學者們的一般見解，《詩經》戰爭詩主要包括《小雅》中的《采薇》、《出車》、《六月》、《采芑》，《大雅》中的《江漢》、《常武》以及《秦風》中的《小戎》、《無衣》等。
在世界著名的史詩中，對于雙方的戰斗場面無不用濃墨重彩加以具體描繪。希臘史詩《伊利亞特》始終把忒洛亞人與希臘人之間的大規模的戰爭作為表現的中心；其戰斗場面聲勢浩大，驚天動地，為這部作品贏得了巨大的藝術魅力。印度史詩《瑪哈帕臘達》中再現了公元前十二世紀以后數百年間古魯族和班扎拉族之間的長期的殘酷戰爭。當時印度北部幾乎所有的民族都卷入了這場曠日持久的廝殺風暴，作者選取了其中最激動人心的戰斗場面加以精心描繪。此外，日爾曼人《希爾德布蘭特之歌》、法國《羅蘭之歌》和德國《尼伯龍根之歌》等也是如此，它們對于雙方戰斗場面，都是作為作品的重要部分。我國藏族史詩《格薩爾》也寫了很多戰斗，其中最重要的霍嶺大戰，時間長達9年，出場人物眾多，描寫這場戰爭竟用了幾十萬字的篇幅。
與其他民族有關戰爭的文學相比，《詩經》戰爭詩一般不直接描寫具體的戰斗場面，而多用筆墨去進行軍威聲勢和氣氛的渲染；它也寫敵人的失敗和自己的勝利，但卻從不突出殘酷的廝殺和格斗，而多寫道德的感化和軍事力量的震懾�？傊�，它只突出了一面，卻不見另一面，而這一面在其他民族的戰爭詩中正是地地道道的重頭戲。這充分說明，《詩經》戰爭詩的創作是在自覺不自覺地遵循著某種“原則”，這個“原則”與我國古代關于戰爭的特殊思想觀念有直接關系。
對于這種思想觀念，古代有些學者已有朦朧認識，在他們論述戰爭詩時，大都指出戰爭詩寫周王朝的勝利，不是靠“兵威”，而是靠“王道”、“盛德”，它強調的是敵人“自服”，“不戰而屈”。這是完全正確的。事實上，這種特點作為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思想觀念的反映，不只在戰爭詩中有所表現，而且在歷史、神話傳說和其他有關論著中也有所表現。例如：
《易·系辭下》：“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史記·五帝本紀》：“軒轅之時，……蚩尤最為暴……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蚩尤作亂，不用帝命，于是黃帝乃征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
《書·大禹謨》：“帝（舜）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祖征�！砟藭汉蟆勰苏Q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上述各條記載所記事實雖不相同，但都貫串著一個共同的政治思想和軍事思想，即修明文教，崇尚德義為治國之本，恭行此道則不勞征伐而萬民歸服，天下自然臻于至治。當然這并不排斥武力，但武力應以“德喻”為基礎，否則，不修德崇義，而濫用武力，是為黷武，為圣人所不取。以“王道”、“盛德”宣喻仍然冥頑不化，可繼之以武，是謂伐無道，不謂黷武。所以司馬遷對于先“振德”撫民而后訴諸武力消滅蚩尤的軒轅氏仍給以高度的贊揚。至于舞干戚，宣威明德，使敵人不戰而屈，如同舜“久喻教而有苗民請服”那樣，則更為上策�？梢钥闯�，我國上古代理想的政治是崇德尚義，垂裳而治，理想的戰爭則是“勝殘去殺”，戰勝于廟堂。黃帝、堯、舜，在這兩方面都是理想的典范，所以才受到后人的景仰和崇敬。
上述關于黃帝、堯、舜的傳說為后人所記，非信史，但它反映出的思想觀念卻是真實的。到東周時代，孔子則用比較概括的語言就現實問題對它加以表述：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保ā墩撜Z·為政》）
“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保ā墩撜Z·季氏》）
現在，讓我們回過頭來看《詩經》戰爭詩�！懊髅魈熳�，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保ā洞笱拧そ瓭h》）“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赫赫業業，有嚴天子”（《大雅·常武》）這種文德教化的宣揚是故爭詩中的重要成分。戰爭詩中突出這些，無非是說王者之師不靠暴力殺伐，而是以德服人，不戰而勝。除此而外，詩中又多有車馬旗服之盛和軍行紀律之嚴的描寫。戰爭詩中不去直接寫戰爭，而以大量篇幅寫這些，使之成為篇中的重要內容，其目的顯然在宣揚王師軍威，以其威懾力量使敵人不戰自屬，是我國古代所向往的“舞干戚而有苗平”的具體化而已。這樣看來，《詩經》戰爭詩與前邊所引述的那些歷史傳說，盡管有詩與文之別，但在思想觀念上卻是一脈相承，都以我國古代所特有的政治思想和軍事思想為靈魂，所體現的都是崇德尚義的政治理想和“勝殘去殺”的理想化戰爭現念。
周宣王號稱“中興”之主，為了“中興”，他不但需要天子的武功，更要有先王的“盛德”。作于宣王時代的戰爭詩固然反映了某些史實，但對宣王統治來說，更重要的卻是詩中所特別突出的武功和“盛德”。戰爭詩既然從這兩個方面適應著“中興”的要求，因而也就從這兩個方面為自己打上了那個時代的鮮明烙印。
文章來源：中國文學網